《三生三世》红楼情事——聂华苓和她的Paul清秋。
[localfile=1]红叶。落日。流水。
我和Paul走进屋后树林。Paul在夏天一斧头一斧头劈出一条小路，扫不尽的落叶一路铺去。寂静无声。突然，一声清亮的鸟叫，却没看见鸟。
Paul停下了，吹了声短短的口哨。鸟回应叫了一声，在林中深处。Paul长长吹了一声，鸟也长长叫了一声。Paul对我笑笑。他一长一短吹下去，鸟也一长一短叫着。Paul又吹出一短一长的哨子，鸟又是一短一长的哨子。在那寂静的林中，人欢鸟喜，互相回应。人不知鸟在哪儿。鸟也不知人在哪儿。
太阳落下去了。林中有点儿凉意了。我们继续在小路上走去。
Paul在后园喂了鹿，进屋给我倒了一杯雪瑞葡萄酒，自己调了杯杜松子酒。
鹿一只只从林中昂首闲雅地走出来了。
我们在对河的长窗前坐下。那是晚饭前聊天的时刻。
我真喜欢我们的生活。Paul说。
你说过无数遍了。你满足就好。
满足？
你不满足吗？
不止满足，很幸运。我们碰上了。
我和你在一起，每一刻都很满足。我整个人全给了你。
我整个人全给了Mary，结果很糟。我也是整个人都给了你，这次很幸福。
里尔克说，爱情的意义是两份孤独，相护，相抚，喜相逢。
很对。
怎么我们突然这么严肃起来了？
你要我不严肃吗？Paul调皮地向我伸出两手，十指作野兽爪子状。
每天早上醒来，都赖在床上胡思乱想一阵子，那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一刻。每天早上，Paul都会探头看一眼，看我是否醒来。这天他又在房门口探头看。
你醒啦？
早醒了。
咖啡做好了。我给你端来吧。
我靠着床，喝着滚烫的咖啡。Paul坐在床沿谈话。
Paul说：我正在构思一首长诗。要不要听？
当然。
诗人要在诗里表达一个信息，千山万水，各种经验，各种风景，到了目的地，却忘了他的信息——那旅程本身就是信息。
好极了，Paul，好极了！写！写！
你说好，我很高兴。他眼睛闪着点儿泪光。
我笑了：Paul！怎么你要流泪了？
别人不懂的，你懂！我可以对你谈，你完全了解。我就感动得要流泪。你和我是这般通情达意，是别人不知道的。
Paul在学校办公室。我从家里给他打电话。
喂！Paul象中国人一样回应。
我大笑：你怎么知道是我？
电话铃的响声不同，透着点儿温柔。
Paul，你回家的时候，顺便带几个信封回来。
我很失望，你不是要我回家，只是要信封。Paul说完哈哈大笑。
我和Paul在临河的阳台上喝咖啡。屋前水红的木兰花隐约闪着河上的水光。Paul从面前木桌上拿起诗人艾略特的传记。
我望着书面艾略特的照片说：Paul，艾略特很象你，线条分明的脸，细致而挺拔。
他谈谈笑笑说：我们真有相似的地方。他第一个妻子费菲安，结婚十几年以后，得了神经病，两人分居了。费菲安死了多年以后，他才和斐乐瑞结婚，非常幸福。他那个人完全变了，明朗愉快，常年的扁桃腺炎也好了。他在美国圣路易市出生，后来在英国多年，入了英国籍，晚年却对他祖国感到越来越亲切。华苓，你记得吗？我们1965年在芝加哥欢迎他的宴会上见到他。Paul突然笑了起来：他坐在妻子旁边，他的手一直放在她腿上。他是英美现代诗的鼻祖，1948年得诺贝尔文学奖。他享有许多诗人荣誉，但不在乎，直到他第二次结婚，他才认真。
荣誉不能弥补爱情。我说。
很对。有朋友说，我有了你，人也变了。
我也变了。我说。
艾略特生病了，斐乐瑞一直守着他，照顾他。
Paul，我要你记住，不论你多病，多老，我要守着你，照顾你，就在我们这个家里。
他深情望着我，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话：艾略特最后昏迷了，但又突然清醒了，只是叫了一声斐乐瑞，人就完了。
Paul，你看，一只红鸟飞到橡树梢上了。
卧房窗子罩着双层窗帘，通宵黝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我在睡梦中，突然有只手在我脸上轻轻摸了一下，又缩了回去。我知道那是Paul，只听他小声说：我要知道你确实在这儿。
我当然在这儿。半夜还会跑掉吗？
没有一点亮光，醒来迷迷糊糊，不知道自己在哪儿。你在这儿，我就安心睡觉了。
我洗了澡，穿着白底洒粉红碎花长长的睡衣。Paul正在起坐间看书，听莫扎特的鲑鱼颂。
他说：我看着你走来。好女人，好睡衣。好头脑。好心肠。
我笑说：小心，以后你批评我，我可有话回答你了。
我在他身旁的沙发上坐下。
他到酒柜斟了两杯白兰地，递给我一杯说：在我见到你之前，我不敢再结婚了。婚姻太难对付了。糟糕的婚姻，什么都不对劲，你半夜起来，一脚踩在老婆的鞋子上。
我俩哈哈大笑。
Paul从牙医那儿回来，对我说：我的牙龈很糟糕，医生要掏牙龈，问我要不要打局部麻醉药。我说不要。他在我牙齿下面掏得咯吱咯吱响。可真痛呀。
我可不行。我一定要打麻醉药。我说。
你知道我怎么解痛吗？
不知道。
想你，就不觉得痛了。
Paul，Paul。我说不出话。
我从没对一个人有这样刻骨的感情。
我一把抱住他。
我和Paul从欧洲回来，在芝加哥机场转机回爱荷华，还得等两三个钟头登机。两人坐在一旁看来来往的行人，评头论足。
Paul说：瞧那个女人胖得……
像西瓜，中间肥，两头尖。我立刻回应。
那个中年男人和那个年轻女人……
是情人，不是夫妻。
对！在机场上也搂着。
夫妻就像你和我，评论别人。情绪正常，头脑冷静。
你看那个男人，西装笔挺，旅行还打着领带……
公司的一个主管。我说。
那个女人，很惟悴，在机场上也在看手提电脑……
离婚的女人。
华苓，人类真是……
不美丽的动物。
那正是我要说的。
我笑说：我总是为你的话填空，尤其在你和别人谈话的时候。
笨女人就爱为丈夫填空。Paul得意大笑。
那个丈夫必定比那个女人更笨。
我的书房和Paul的书房相邻，对着爱荷华河。我在书房写作，可以听见他一根指头敲打打字机的声音。
打字机突然停了。
他走进我书房，手搭在我肩上，两眼盯着我说：我只是要你知道：你在这儿，我就很心安了。
我笑说：我一直在这儿，在这儿好多年了。
他回到书房。
我突然要去看他，走进他的书房。他没回头。我凑上去，脸擦在他的脸上。
你怎么突然友善起来了？Paul说。
我推开他说：你的胡子该刮一下了。
我转向回到书房。
一夜之间，屋前的木兰花悄悄开满了一树。长窗映着朵朵娇嫩欲滴的水红。我和Paul在窗前喝咖啡。
谢谢你，华苓，谢谢你和我一起喝咖啡。
我们天天一起喝咖啡。为什么今天要谢谢我？我说。
我今天要进医院了。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？
只是割肠子里一个小瘤。明天你就回家了。
我真是喜欢和你在一起的生活。
你只是离开一天呀。
没有你，还有什么可活的？
我在医院守着你，守到晚上。明天你也许就可以回家了。现在十点半了，十一点去医院，好吗？
只有半个钟头和你在一起了。
你好像小孩子一样。
今晚你一个人。他顿了一下。有一天，留下你一个人，怎么办？
Paul，我不要听这样的话。
这是现实。那一天终究会来的。
我不想这些事。
我要想。我不放心。
想也没有用。
华苓。他两眼盯着我。你听我说，我想到你和另一个人一起生活，我就心痛，但是，有一天，你不能一个人生活下去……
Paul，和你一起生活过了，我不可能再和任何人一起生活了。
你回到家，空空的，一个人他没有。Paul顿了一下。我再说一句话，你肯定不喜欢。哪天我们去看看墓地，好不好？
我没作声。
你要我在哪儿？父母那儿？还是这儿？
在这儿。我和你在一起。
我们沉默了一会儿。
走吧，时间到了，应该到医院去了。我站起身说。
Paul在医院见了医生，护士推车送他去手术室。在他动手术之前，我可以守着他。打麻醉药的医生进来了，边问边记Paul的病历。
以前动过手术没有？医生问。
1936年，割过盲肠。1964年，腹部开过刀。
最近吃过什么药？
只是止痛的泰冷诺。
有过痉挛现象吗？
只是在我第一次见到华苓的时候。
我大笑。
医生一楞，不知如何记载下来，只好笑笑。
我走出手术室，独自笑个不停。
Paul第二天就回家了。
我和Paul守在家里度过1990年的除夕夜。在这冰雕玉琢的鹿园，只有我们俩。一炉亮红炉火噼啪噼啪地欢蹦乱跳。我们坐在炉前，也没说话，各自吟味书中乐，还有蓝蓝从香港回来送给“老爹”的XO白兰地。
午夜，Paul为我斟了酒说：华苓，祝我们俩健康快活，我要再重复一次：和你一起的生活，真是好，没有多少人有我这样的生活。还有……Paul未说先笑，他那特有捉弄人的调皮的笑：有一天，你要记住我的话：你的脑子很性感，你的身子很聪明。
那是我们相守27年的最后一个除夕。
在那27年之中，Paul给我空间完成这个“我”。他时时刻刻要我知道：我们在一起，他是多么心感心喜。二十四小时中，从来没有一刻是沉闷的。我们有谈不完的话，有共同做不完的事，有“大”事，也有“小”事。“大”事，如我们自己的写作，小事如买菜。Paul在30年代，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挨过饿，我这抗战时期流亡学生也挨过饿，现在俩人看见市场里一片新鲜蔬菜、水果、肉类就欢喜，一把一把，一包一包，随手扔在推车里，只有挨过饿的人才能领会那种乐趣。我们一同去邮局寄信，去时装店买衣服，他喜欢好看的女装，我们在纽约街上走着走着，常常俩人同时指着橱窗内一件服装叫好。我穿上，他付帐。去五金店买钉子锤子。Paul喜欢敲敲打打做木工，修阳台，修屋顶，做书架，修椅子。他为我做了一张奶黄长条书桌，现在我就在这桌上写下这些回忆。我们也一同去花房买花，去捷克兄弟开的小店，买一两瓶酒，取浣熊吃的过期面包，买一份当天的《纽约时报》。他不肯订阅邮寄到家的《纽约时报》，只和他最喜欢的那种扎扎实实的人聊聊天。常常当我们开车转上山坡小路，望着我们的红楼，他就会说：多喜欢我们的家。
1991年3月22日，我们将去欧洲两个月，先到波恩和薇薇一家人欢聚，Paul最盼望见到的是七岁的小外孙Tophie，我们也要看看统一后的柏林，也要去Paul祖先的黑森林。波兰的作家朋友们正等着迎接我们，他们的新政府颁给我们第一个文学奖。捷克的朋友们也正等着我们，在布拉格我们将见到哈维尔总统。我们也准备去芬兰，和几位作家朋友去波罗的海国家。
中午正要出门，我望着摊在地板上的茑萝和泥土说：Paul，我们离家两个月，还是把茑萝种上吧。
他匆忙种了茑萝，我和他就离开家了。现在，那茑萝仍然缠缠绵绵攀在[窗上。
我们从爱荷华满心欢喜坐上飞机去芝加哥。
我依偎在他肩上，心想：真好，我可以靠着他，感到他的体温，闻着他的呼吸。
那是我和Paul最后的息息相连的接触。
我们到了芝加哥，还得走一段路到转机室。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，Paul突然发现手中拿着的爱尔兰鸭嘴帽不见了。那是我几年前给他的圣诞礼物，他一直想要一个帽子，赫红墨绿灰蓝交织的格子呢，他斜斜戴着，自以为潇洒不减当年。现在突然丢了，他来来回回地找，一面骂自己：笨蛋！笨蛋！我一定要找到！突然，一个行人走过来对他说：这是您的帽子吗？他一把夺过帽子，热烈握那人的手，连声说：谢谢！谢谢！这个帽子对我很重要。那帽子至今放在我们卧室床边。
到了转机室，还有一刻钟登机飞法兰克福。
我去买份《新闻周刊》，就在那转角的小店。Paul对我说。
好，你去吧。快回来，马上要上飞机了。你的旅行包，帽子，外衣，都给我吧。
你坐下来休息一下吧。
用不着坐了，马上就上飞机了。
他就那样子走了。
登机时候到了，旅客都上了飞机，Paul还没回来。我拖着大包小包去找他。找来找去，在买报纸杂志小摊附近的啤酒店找到他——他已经躺在地上了。两个行人正为他做人工呼吸，将他的身子遮住了。我一眼看见那赫色鞋子和灰蓝裤子，就知道那是我的Paul。机场的救护人员赶来了，抢救了一阵子，没有用。救护车来了，我跟着他到复活医院。医生对我说：一刻钟以后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是否有救，你留在等待室吧。大约十分钟以后，医生和一位神父向我走来，不等他们开口，我知道Paul已去了。
那一刻，正是下午六点。爱荷华狂风暴雨。
我捧着透着他体温的大衣，他在机场来回寻找的爱尔兰鸭嘴帽，午夜独自回到爱荷华。
Paul的一生就是永不休止的旅行，一站又一站，新的人景，新的风景。他在不同方向的交叉点，在形形色色的旅人中，没有挥手，没有告别，说走就走了。那充分象征了他的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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